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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作者)qqpublished in(发表于) 2015/7/10 9:40:58 “红顶中介”被指截流改革红利 中央发文清理-简政放权
王子约 秦夕雅
简政放权近两年多来已经成为大众最熟悉的词汇之一，其热度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
有专家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尽管表述没变，但政府改革的侧重点在改变和深入，从最开始的大手笔“割肉”到加强放管结合，一个由市场和政府共同打造的良性市场生态正在形成，而受益的，自然是广大市场主体和老百姓。
不过，一些企业家仍反映，权力放下去接不住，“红顶中介”横行等问题仍然存在。如何让红利真正落地，将是下半场的重点。
对于那些屡受诟病的“红顶中介”来说，摘帽子的时候到了。中办、国办印发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8日对外发布，作为指导行业协会商会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方案按照厘清职能边界、充分发挥协会商会应有作用等原则，提出了脱钩改革清晰的路线图、明确的时间表、具体的任务书。
从“啃硬骨头”到“群众点菜”
作为本届政府的“先手棋”和“当头炮”，简政放权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许多阻碍。中央编办相关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2001年10月，国务院正式成立了行政审批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从那时开始到2012年，已经取消、下放了2490多项审批项目，剩下的1700多项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
最近两年多来，国务院已相继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李克强总理“在任期内削减1700多项审批权1/3”的承诺已经提前兑现。
但这股改革热潮并没有一吹而过，李克强在不久前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次强调，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将作为改革推向纵深的“重头戏”之一。
此后，国务院又专门印发了《2015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对相关工作进行了阶段性部署和安排，并拿出时间表。
从中央的表态可以发现，简政放权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的要求，中央政府在建立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制度上做出表率。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进一步明确，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目前，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三张清单”制度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部分试点和地方已经率先试行。特别是中央去年晒出权力清单后，国务院今年3月又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地方“晒权”的时间表和线路图。
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建堂对本报表示，简政放权取得的显著成效不仅极大厘清了政府、市场间的关系，增强了政府部门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提振了市场信心、赢得广大民众对改革的支持。
防止新的寻租空间
多数民众和企业对简政放权改革拍手称赞，同时对深化改革仍抱有更多期待。
今年6月，国家行政学院委托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简政放权”改革进行了民意调查。
这次调查对象为法人单位，区域覆盖山东、浙江、广东、湖北、江西等10个省份，共随机拨打了20万个调查电话，完成1万个合格样本的访问，覆盖了国民经济三大门类中的19个大类。调查结果显示，有91.2%的受访企业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
同时，调查结果也揭示了当前改革的薄弱环节。比如，受访基层干部认为，简政还不到位，审批环节和要件仍然偏多，审批时间依然偏长；另外还存在放权不彻底和不够配套，某种程度上存在你放我不放、放小不放大、放责不放权、放权不放编、基层接不住等现象。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胡颖廉表示：“除了要简、要管之外，还得加强优化服务，通过优化服务来防止事中事后监管变成一个新的寻租空间。”
有学者对本报记者称，在地方和基层，很多“审批”事项并非严格法律法规意义上的审批，而是多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存在，这恰是目前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大盲点，下一步需要各级政府梳理“权力清单”，明确权责所在，减少地方上审批事项“换马甲”的情况。
马建堂建议，要更加注重县级政府在简政放权中的重要作用。
“红顶中介”截流改革红利
随着“放”的逐步到位，改革对“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近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指出，人民群众对审批之弊感受最深，对改什么、如何改最有发言权。要把由政府部门“端菜”变为更多由人民群众“点菜”，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从反响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确定深化改革的重点、措施和路径。
有些权力下放了，企业没感觉。作为改革的“堵点”，“红顶中介”等问题不仅截流了改革红利，更为广大民众所诟病。
许多企业人士反映，一些介于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中介服务极具官方色彩，为市场各类活动主体提供评估、鉴定、认证、检测、评优及咨询等有偿服务。
这些中介服务出具的结果是职能部门受理审批的前提，企业要上马一个项目，必须由这些机构出具各种各样的资质证明，缴纳各种中介服务费。
湖北利川市一家企业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政府部门不收费了，但指定的中介机构收费更厉害。本来政府部门收费200元钱能办完的，现在(指定的)中介2万元都做不到。”
由于权力的介入和利益的牵扯，这些中介机构和社会团体被异化为尾大不掉的“二政府”和掠取暴利的工具，不仅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发展，更容易成为腐败的温床。
中央和部门此前已经采取多种形式整治这一状况。例如，环保部直属单位的8家环评机构将率先在2015年12月31日前脱钩；财政部将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分支机构设立审批、资产评估机构设立审批、中介机构从事会计代理记账业务审批等3项前置审批全部调整为后置审批等。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提出，集中清理与部门审批事项相关的审查、评价、评估等中介服务；审批部门所属事业单位、主管的社会组织及其举办的企业，不得开展与本部门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斩断利益关联；除法律规定外，审批部门不得要求申请人委托中介服务。
另一方面，中央要求对中介服务事项实行清单管理，规范收费，强化监管，完善信用和考评体系，促进中介服务市场公平竞争，便利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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