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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作者)qqpublished in(发表于) 2015/8/27 6:54:46 日二战遗孤：中日友好最关键是百姓心灵上的沟通
日二战遗孤：中日友好最关键是百姓心灵上的沟通
“养育之恩大于生育之恩”这句日本名言写在中岛幼八《何有此生：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中文版的序言中，也正是这句话促使中岛幼八一定要把自己的经历书写下来。
中岛幼八作为日本二战遗孤在中国生活了13年，共有一个养母和三个养父将他抚养成人。16岁那年，他搭乘最后一班遣返日本遗孤的“白山丸”—也是当年他全家搭乘来到中国的那班船回到日本，重新学习日语、适应日本的生活；学习生涯结束后他进入经常发不出工资的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总部事务局，积极投身到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群众运动中，甚至多次遇险，之后中岛幼八也在一直从事日中翻译的工作。
被迫也是自愿地留在了中国
中岛幼八三岁的时候，父亲接到了征兵通知，这一走就再没有回来。据中岛幼八所述，1945年时，日本在南太平洋地区军队势力比较薄弱，就把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调往南方，而当地的军事力量变弱，“只能把一些像我爸爸这样的开拓团男子征去当兵，实际上他们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而后来8月15号苏军进入东北，就把我爸爸这些所谓的日本军队全部扣押送去西伯利亚做苦工去了。”
父亲走的时候，中岛幼八的母亲怀有六个月的身孕，带着八岁的姐姐和他，很难生存下去，于是只能把饿得皮包骨头的中岛幼八托付给村里的中国小贩老王，请他帮忙找一户愿意收养的人家。第一户人家嫌他太瘦弱，担心无法养活而放弃收养时，一位叫做孙振琴的妇女来看热闹，看他实在可怜便带回家收养。在养母的悉心照料下，中岛幼八鼓鼓的、消化不良的肚子消失了，能吃得进饭并且慢慢变胖了。
孙振琴的原配，也是中岛幼八的第一位养父陈玉贵给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做陈庆和。虽然后来跟着另外两位养父更改了两次名字，但这却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因为“庆和”正代表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平时代的到来。
中岛幼八在养父母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生母和姐姐要被遣返回日本了，生母想带他一起走，但是养母并不同意。最后实在相争不下，只能由政府来裁决，让生母和养母站在两边，他站在中间，自己进行抉择。最后他选择了跑向养母一边，生母只能伤心离开。
中岛幼八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那时还小，自然不记得这些事情。“这个情况是我的两个母亲给我说的。回到日本以后生母也说了这件事，但她说得不那么详细，因为她不愿意谈起这件事。更多的是从我养母那里知道这件事的。我养母是接生员，要出去一家一家巡诊，巡诊的时候往往就把我带着一块去。她办完事坐在炕上和人家聊天，我就靠在她的两脚之间听，她讲的全是我的事，她觉得拉扯一个日本孩子，自己也感觉是一份光荣，或者是把我当成一个比较值得夸的孩子。”
一个无意或有意的选择，中岛幼八开始了在中国13年的遗孤生活。
中岛幼八告诉记者，据当时开拓团团长的记录，日本战败后，当时他家所在的开拓团还有500多人，结果1945年冬天到1946年春天，死了120多人，剩下的400多人就由团长率领回到日本去。“我们这个团的团长是个好人，其他团和我们不一样。我书里也写到这件事，当初其他团的两个孤儿要求团长把他们也带回去。因为他们所在的开拓团全部都被关在一个大房子里面，之后炸弹爆炸，全团都死在里面。他们两个是坐在窗边被刮出来了，所以算有了逃命的机会。上面指令说要他们自绝，这个团的领导把看着有气的，用日本钢刀一个一个砍死了。”
一个养母和三个养父
中岛幼八在中国的成长过程也很坎坷。他还依稀记得第一任养父陈玉贵待他不错，例如他在书中写到的，养父冬天要去山里拉柴火，每次回来已是深夜。养母会为养父准备平时吃不到的片儿汤，这个时候他也会从睡梦中被叫醒，来分享这难得的美食，养父会把碗里的肉夹给他吃。
但是好景不长，养父陈玉贵在一次意外中被疯狗咬伤，伤口虽然好了，但后来病症复发去世。过了一段时间，养母改嫁给同村的李希文，这也是中岛幼八的第二任养父，中岛幼八的中文名从陈庆和改为了李成林。
“那个时候我不用功读书，加上生病，所以没有考上初中，养母开始为我的未来筹划。”后来养母带着中岛幼八投奔了他的中国姐姐，也或许因为养母和养父总是因为他吵架，中国姐姐为他找了第三个养父赵树森，他的名字又从李成林改为了赵成林。
中岛幼八觉得养父赵树森特别伟大，“他当时在天津塘沽做苦力，背都压弯了，后来闯关东到东北，给一家日本人做长工，后来日本战败，养父又帮助安置这家日本人的三个小孩，后来又收养了我。”
中岛幼八回到日本，生母已经改嫁，继父和生母进行谈判，讨论是否收留他的问题，最后双方都做了妥协，允许他在继父家里住三年。后来他准备报考大学的时候，半工半读没有稳定收入，只能住在仓库里，后来被同学的父亲任福财—一位在日本娶妻的广东人收留了两年。中岛幼八在书中的最后一章讲到虽然没有叫过爸爸，但这位在日本的中国人相当于自己的第六个父亲。
日本是我的祖国，中国是我的故乡。
当记者问到回日本后是否有身份认同的问题，中岛幼八有些不解，“为什么都会问这个问题？我当时回到日本时16岁，小时候的日语早已经忘记了，全部重新开始学起。我当时想既然回来了，就要努力做一个标准的日本人。”
当1955年中岛幼八的生母通过去日本访问的中国红十字会找到他时，“一想到可能要回可怕的日本，我的腿都在打哆嗦。小的时候我只知道自己是日本孩子，但对日本没有什么概念。教科书中的日本是个侵略国家，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几个日本小孩都觉得日本很可怕，平时大家之间也不讲话，知道彼此都是日本人，所以故意疏远。”
两年后，中岛幼八16岁，他遇到了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人—梁志杰老师。梁老师鼓励他回日本，可以为日中友好做出贡献，而他出于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也萌发了回日本看看的想法。
机缘巧合，生母认识的日本妇女探亲回来，中岛幼八从她那里打听到了回日本要办的手续，并且在非常匆忙的情境下坐上了最后一班由两国民间团体出面接回日侨的“白山丸”号，甚至没来得及见养父母一面就回到了日本。
中岛幼八告诉记者，回日本后非常想家，想回中国，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都改成了中岛思华，“中国的朋友和同学给我来信都写‘中岛思华收"。
中日友好的关键在于两国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
在被问及中日友好的关键问题在何处，中岛幼八说，“中日友好最关键的问题是中日两国之间老百姓心灵上的沟通，不受其他干扰。最重要的是两国人民能够互相了解和信任。为什么会有战争？像我爸爸这样的日本人原本很善良的，一旦染上了军国主义的思潮，认为侵略是应该的。而产生这样的想法的前提是对中国人的歧视，这就是互相不了解所产生的误会。如果他真正了解中国人，那么他就不会来侵略中国。针对日本国内对中国的误会，我要把我的养父养母写出来，他们本着什么精神把我们这些侵略者的后代抚养起来，这是日本人所做不到的，但是中国人能做得到。所以应该把中国人的好心肠写出来，作为文字留下来。这是我的一个决心。《何有此生》的出版正值反法西斯抗战胜利70周年，因此更具有了特殊的意义。现在日本国内的战争气氛越发浓烈，把中国当作一个假想敌，而我是坚决反对战争的，我也曾参与包围国会的活动。”
“当年日本侵略军对上海进行轰炸，造成很大的破坏，请你代为转达中岛幼八对上海人民表示的歉意。”采访结束时，他眼眶湿润发红地对记者这样嘱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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