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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作者)左published in(发表于) 2016/3/4 12:42:03 每每语出惊人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是何方神圣-国际癌症研究中心-环境
原标题：每每语出惊人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是何方神圣？
来源：自媒体账号《环境与生活》杂志 撰稿季天也
近年来，上夜班、手机电磁波、空气污染乃至加工的红肉，都陆续被列入国际癌症研究中心的致癌因子名单，并每次信息发布都引发社会的强烈反响，有人不禁大呼“没法活了”。这个每每语出惊人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是何方神圣？其致癌说的权威性如何？让我们慢慢梳理个明白。
吃加工肉致癌“铁证如山”
隶属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简称IARC；又译“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于1965年成立，是专攻癌症研究的跨政府机构，总部在法国里昂。
2015年10月26日，IARC新发布的又一份报告深深刺痛了食肉一族：加工肉制品被列为“1类”致癌物，同属这一类的还有香烟、苯、无机砷化合物（砒霜）、酒精饮料等；红肉则归入“2A类”致癌物，同属该类的还有危害环境的杀虫剂滴滴涕（DDT）、生化武器芥末毒气、无机铅化合物等。根据IARC的解读，加工肉制品是指经过熏制、腌渍、风干或其他为增加口味或利于保存而处理过的肉类，比如火腿、热狗肠、肉干、肉罐头、含肉调料以及血和内脏等；红肉是指哺乳动物的肌肉，如猪牛羊肉。
发布报告的工作组由10个国家的22名专家构成，他们分析了800多项关于人类癌症的研究成果后得出结论：有明确证据表明，食用加工肉制品会引起结肠直肠癌，还有有限的证据显示其与胃癌存在相关性。食用红肉有可能引发结直肠癌，但证据仍“有限”。另有证据表明，食用红肉与胰腺癌和前列腺癌有关。这些证据指出，每天吃1两加工肉制品，患结直肠癌的风险会提高18%；每天吃2两红肉，则同样的风险会提高17%。
“全素斋”未必是防癌良方
要不，咱把肉戒了，改吃素？美国哈佛大学官网的一篇文章介绍，加利福尼亚州洛玛连达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7万余人的饮食习惯发现，纯素饮食的人患结直肠癌（美国癌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的风险比非素食人群低22%，在纯素食基础上吃鱼类和其他海鲜的“鱼素者”，这一风险比非素食者低了43%。
对这个结果，洛玛连达大学研究人员分析可能是三个原因所致。第一，纯素或鱼素的膳食模式会减少胰岛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的分泌。这两种人体激素与增加结直肠癌风险相关。第二，可能是红肉的烹调方式或者它本身含有的某些物质，使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第三，多吃素食能摄入更多有益的营养素，比如叶酸、钙、纤维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防结直肠癌的作用。
那为啥鱼素者的风险比纯素者还低呢？哈佛流行病学和营养学教授吉奥范努奇解释，鱼类所含的ω-3脂肪酸可能有抗炎作用。另外，维生素D是降低结直肠癌的好帮手，也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而鱼类恰恰是维生素D少有的天然食物来源。
当然，该文强调，这一研究仅归纳出纯素或鱼素与结直肠癌风险降低有一定相关性，还不足以证明它们之间是因果关系。并且，IARC也并没有建议公众不要吃肉。
隔三差五发布“癌威慑”
IARC近年来的“霹雳”报告不只有“吃肉致癌说”。2007年12月，IARC将上夜班，尤其是日夜倒班列入可能致癌的因素。该机构通过长期追访发现，通宵上班的人群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发病率明显高于正常作息者。究其原因，一方面通宵工作生物钟错乱，会使褪黑素分泌减少——一种有助于延缓衰老、抗击肿瘤的激素；另一方面，睡眠不足、作息不规律会使免疫系统抗击癌细胞的能力下降，并影响DNA修复机制。但由于证据不足，IARC在此没有把话说绝，仅称其“可能致癌”。
2011年5月，IARC又将手机电磁辐射纳入“可能致癌”范畴，称其与脑癌“神经胶质瘤”有关。得出这个结论的专家组阵容庞大——来自14个国家的31名学者。那时正是智能手机使用的快速上升期，吓人指数相当可观。实际上，专家组拿出的证据相当微弱，只是因为人用手机越来越频繁，本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把它列入长期关注对象而已。其实，手机辐射的能量不足以像放射线一样摧毁DNA和细胞架构。
2013年10月，室外空气污染被认定为“明确的人类致癌物”。IARC表示有足够证据表明，室外空气污染会导致肺癌，同时也与膀胱癌的风险增加有关。专家组还单独评估了空气污染的重要成分——颗粒物，也得到了确凿的致癌证据：2010年，室外空气污染共造成全球223万例肺癌患者死亡。
机构成立是军人牵的头
对于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大部分人只知它背靠世卫组织这块大招牌，其他方面知之甚少。实际上它的目标是促进癌症研究的国际合作，世卫组织的任何成员国在表明意图后都可以成为IARC的一员。
IARC初始会员国为前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5个国家，如今会员国已经发展至25个，分别是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丹麦、芬兰、印度、爱尔兰、日本、摩洛哥、挪威、荷兰、卡塔尔、韩国、俄罗斯、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加入IARC的国家有义务每年定期向其缴费，用作行政服务和经常性活动开销。各国缴费额度由该机构理事会按照经核准的预算确定。而IARC专门项目的资金则来自自愿性捐款。
IARC迄今已走过50个年头，它的创立还得从法国原海军军官德阿斯迪尔（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说起。德阿斯迪尔是个和平主义者，曾干过新闻记者，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曾组建反抗军，办过地下报纸《解放报》，二战后当过法国临时政府内政部长，1958年还获得“列宁和平奖”。
在报社工作时，德阿斯迪尔曾收到不少读者来信。有一位读者看着自己的妻子长期饱受癌症折磨而死去非常痛心，建议成立一个全球性癌症研究组织，经费可以从庞大的军费开支中获取。德阿斯迪尔深受触动，决心把这个想法转达给法国总统戴高乐。起初，戴高乐并没有太大兴趣。德阿斯迪尔转而拜访法国著名的肿瘤学家、生物学家等，得到了支持。他集合了12位有分量的学者帮自己一起说服戴高乐。这一次，他成功了。
戴高乐在给德阿斯迪尔等人的信中同意了这个构想。他说，法国应该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戴高乐还以“人道主义的考虑优先于自身利益和强权政治，应把一部分国防支出捐献到癌症研究项目里，帮助减少人类苦难”的想法，倡议各国决策者加入。
1963年11月，法国公共卫生和人口部长联系世卫组织负责人，洽谈成立国际性癌症研究机构事宜。同时，他还联系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前苏联等的卫生部门，表明戴高乐的想法。经过两年筹划，1965年5月20日，IARC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成立，以推动对癌症病因的研究，通过统筹流行病学、实验室科学和生物统计学等各项研究，来确定人类癌症的病因，进而找到预防措施。
从致癌物到致癌因子
世卫组织在官网上明确了IARC的四大工作目标：检测全球癌症发病情况，识别癌症致病因素，阐明致癌机理及发展科学的控癌对策。IARC的“班子”由超过50个国家的约300名科学家组成，他们来自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等业界公认的权威机构。
针对各种提高患癌几率的因素，IARC不断挖它们的家底，收集和评估相关资料，编纂成《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关于化学物质对人致癌风险评估论文集》，于1971年发布。随着研究的深入，除了新的致癌“疑犯”浮出水面，还有不少老面孔需要重新“定罪”，于是，IARC分别于1979年、1982年和1987年对该论文集进行修订更新。
其中，1987年的更新扩大了致癌物的外延，除了以前关注的单一物质外，还把复杂的混合物（如空气污染）、物理和生物性要素（如激素）、职业暴露和生活习惯（如吸烟）等要素纳入研究范围，可谓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实现了从“致癌物”到“致癌因子”的拓展。1988年，该论文集的名称也摒弃了“化学物质”的概念局限，改称为《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关于人类致癌风险评估论文集》。目前，论文集的信息依然在更新中，各国卫生部门也纷纷用这一套论文集作为癌症防控的科学依据之一。
1类致癌物≠最强致癌物
被IARC盯上的疑似致癌因子，要判断其致癌性就得收集大量证据，开审查会议，得出一致性结论，才能形成最终的论文。
IARC将致癌因子分成1、2A、2B、3、4共5类，前面所述的各种致癌说都源自这个分类体系。与化学品毒性分级的逻辑不同，IARC的分类是依照致癌证据的充分程度，而非评估风险高低。它只定性，不定量。但既然要撑起“权威”的招牌，分类界定可半点马虎不得，我们不妨挨个瞧瞧。
1类致癌因子，笔者称之为“板上钉钉”类，即有充分证据证明对人类有致癌作用，如果对人致癌的证据不够充分，但在动物实验中致癌证据明确，且有强有力证据显示对人的作用机制与癌症相关，都属于明确的人类致癌物。
截至2015年10月，1类致癌因子名单上共有118个成员。其中相当多是人们日常熟知的有害物质，如甲醛、甲醇、苯、多环芳烃（来自烹调油烟和汽车排放物等）、尼古丁、1，3-丁二烯（合成橡胶及合成树脂的制造原料）、苯并[a]芘、香烟、槟榔、镉、焦油、砷及其无机化合物（包括砒霜）、所有类型的电离辐射（放射性元素、X射线、α射线等）、二恶英、室外空气污染等。
也有些致癌因子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如室内燃煤、太阳辐射、橡胶工业、油漆工职业、华支睾吸虫（一种肝脏寄生虫，未煮熟的螺类、鱼类中可能含有），甚至还有木屑、中国式咸鱼、皮革尘埃、加工肉类。
难道吃几片培根就和吸烟、中“霾伏”、受核辐射、服砒霜一样可怕吗？其实IARC的分类依据已然告诉我们：致癌因子被归为同一类别，不意味着各自的危险性（致癌效力）也在同一水平。比如香烟提高肺癌风险高达20倍，每天摄入50克酒精使口咽癌患病率增长2~3倍，PM2.5浓度每增加5微克/立方米（雾霾天的浓度一般超过二三百），肺癌风险提高18%。相比之下，每天吃1两加工肉使大肠癌风险提高18%，反倒算是低的了。IARC还介绍，全球每年约有3.4万例癌症死亡可能与大量食用加工肉制品有关。而吸烟可能导致100万例癌症死亡，饮酒可能导致60万人患癌死去，空气污染可能导致20万人得癌去世。
2类致癌物面目不清晰
2A类致癌因子，笔者称其为“十有八九”类，即很可能是人类致癌物。这个类别目前有75种因子，特点是对人致癌证据有限，但对实验动物的致癌证据确凿，并且有较强的证据表明人体中有相似的致癌机制。
2A类中相对熟悉的主要有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已被许多国家禁用的杀虫剂滴滴涕（DDT）、无机铅化合物、红肉，其他大部分则是化学界那些名字抽象的物质。另外，IARC之前评估的通宵工作，已在2010年被纳入2A类致癌因子。
丙烯酰胺也是2A类的一分子，近年来，掀起了一阵大范围的“致癌”风波，烧烤、油炸、烘焙等日常食品烹饪方式纷纷中枪，就连平素以“绿色”形象示人的炒蔬菜也没能幸免（详见《环境与生活》2015年1月刊《扒一扒“致癌蔬菜”真相》一文）。其实，在上述食品的烹饪过程中，丙烯酰胺并非最可怕的有害产物，只是人们偏爱这类烹饪食品，全球许多权威健康机构才先后强调，以为警示。
2B类致癌因子则表示有可能致癌。如果说2A类表示有七八成致癌可能，那么2B类则不超过两三成。归入这一类的共有288种因子，它们对人致癌的证据有限，动物实验证据不足；或者是对人致癌证据不足但对实验动物的致癌证据充分。2B类除了前面提到的手机电磁波和上夜班，还包含汽车尾气、汽油、柴油、沥青、滑石粉这些素来对健康无益的东西，当然，也有咖啡和韩国泡菜等令人意外的成员。
不可能致癌的因子仅一种
3类致癌因子，笔者称之为“无家可归”类，它们中的大多数是因为对人和实验动物的致癌证据都不足，从而无法纳入别的类别中，其余则是虽然对实验动物有充分的致癌证据，但对人致癌的证据不足，并且在动物身上的致癌机制对人体无效。
该类别的成员达到了503种，是最庞大的一类，如汞、皮革加工、苏丹红、三聚氰胺、二氧化硫、印刷油墨（报纸），有些日常生活中不怎么让人担心的，比如常用抗生素氨苄西林，塑料家族中的聚乙烯（PE）、聚丙烯（PP）和聚氯乙烯（PVC），三氧化二铁（铁锈），茶、咖啡因，甚至胆固醇、维生素K等人体自带或必须摄取的功能性物质也被归入。整体上看，这些因子在致癌性方面无需太担心，它们之所以能成为IARC致癌因子分类体系中的一员，主要是出于科学上以防万一的态度。
4类致癌因子，属于“不必挂怀”类，即不太可能导致人类癌症，在大量人和动物研究资料中都找不到致癌的蛛丝马迹。目前只有一种叫做“己内酰胺”（生产锦纶等的原料）的物质，被IARC归为这一类。
途径不同致癌效应有差异
以上可以看出，IARC对致癌证据的靠谱程度用了3个形容词，由强到弱依次是“充分（sufficient）”“有限（limited）”“不足（inadequate）”。
所谓“充分”，是在合理排除了一切随机性、误差和干扰因素之后，暴露量与人类癌症的发生呈现明确的因果关系。同时，动物实验结果得至少有两个以上物种的研究，或者是单一物种有两个以上不同时期的研究。
“有限”是指发现了暴露量与癌症发生的正相关性，并且得到了IARC“智囊团”的认定，但无法排除干扰因素、研究误差和随机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动物实验只有单一项目或单一物种的研究结果，或是研究方法、实验操作有误。
“不足”则表示因研究水准、一致性和统计效力等原因，无法确定暴露量和癌症发生是否有因果关系。
翻阅IARC致癌物分类表时笔者发现，乙醛于1999年被归为2B类致癌物，而饮酒后由乙醇（不含水的酒精）经人体代谢而来的乙醛，却是2012年收录的1类致癌物，是食道癌的明确诱因之一。原来，致癌机制的特性、接触途径的不同，足以使同一种物质的致癌效应产生差异。无独有偶，身为2B类致癌物的柴油（1989年纳入），燃烧排放的尾气却是1类致癌物范畴（2013年纳入）。IARC对此分别收录，细致程度可见一斑。
其实说到底，IARC的分类并不是对各类因子全方位安全性的综合评估，只是针对致癌证据强弱单方面的分析，而且不涉及人与它们的日常接触量。因此既不能表示它们致癌风险的大小，也不能衡量它们的急/慢性毒性、致畸性、刺激性等指标。
换言之，1类致癌物并非个个都是妖魔鬼怪，3类致癌物也不都是清白之身。当听到一个日常接触的物质“与苯、镉、二恶英同属1类致癌物”或“与砒霜、甲醛同样致癌”的说法时，不必惶恐地认为它的杀伤力同那些厉害角色比肩。反之，像三聚氰胺和汞这样的危险分子，尽管致癌证据微弱，但其他方面的强大毒性却是不容掉以轻心的。至于同属3类致癌物的茶、咖啡因、铁锈这样的成员，保持平常心，不过分接触就好。
责任编辑：李天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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