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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作者)左
published in(发表于) 2016/6/18 12:47:05
资深外交官吴建民车祸身亡 另有1人身亡3人受伤-吴建民-武汉

　　今日（18日）凌晨4时30分，一辆别克商务车鄂AA9S01在武汉东湖路梨园隧道南出口处撞上护栏，致车内司乘人员2人身亡3受伤。遇难者中除原中国外交部驻法国大使馆大使吴建民外，还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朱晓驰。

　　“没法相信，一个活人就这样没了。”得知吴建民车祸在武汉遇难的消息后，去年12月面对面专访吴建民的长江日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其秘书，对方情绪较为悲伤。

　　今早约7时，武汉大学尚重生教授接到电话，要求他顶替吴建民在武大的课。他说，今天本来是一个特别隆重的日子，一两个月前已确定今天为武汉大学新一期领军企业家的开班仪式。仪式后，吴建民将为学生们授课，讲授外交格局相关内容。

　　尚重生介绍，吴建民的航班本应昨晚10时到达，因航班延误，今天早上凌晨3时才抵达。按原定计划，吴建民授课后，武大教授尚重生与武大信息学院教授朱晓驰将做点评。没想到，主讲人和另一点评人都遭遇厄运。

　　另据了解，车祸中的 3名伤者暂无生命危险，在武大中南医院接受治疗。车祸具体原因尚在调查。

　　吴建民，江苏南京人，1939年3月30日生。现任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曾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他跻身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列。以后，他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驻外大使。

　　网友哀悼：

　　@李孝允钊：老师真的走了？遗憾的走了，一路走好！

　　@合肥今天：人生在世，且行且珍惜！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

　　@hejeremyoo：大使走好，真的太突然了……

　　@张宝宝222：太可惜了，明天就是父亲节了，一路走好！

　　@冷杉VG：我的偶像，一路走好

　　@江南的漠北：吴老 走好

　　吴建民：我的外交经历、认识和看法

　　2009年4月，我正式从外交部退休。退休之后，我的各种活动很多，出席众多在中国国内和在世界上举行的会议，对中国人讲世界，对世界讲中国。

　　中信出版社的领导找了我，希望就我的外交生涯和交流学出一本书，我同意了。

　　我为什么同意？首先是因为外交对于中国太重要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在大发展，世界的变化与中国的发展相互影响。在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可以说外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国家如此之重要。

　　中国曾经在人类文明史上领先了1000多年，但在过去600多年里，我们大大落后了。落后的原因是什么？说到底就是封闭，眼睛向内，不看世界，不了解世界发生的情况，也不了解世界的变化对中国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封闭、落后使中华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

　　中国的落后、中国的厄运、中国的进步从不同的方面说明外交的重要性。外交是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世界认识正确了，我们就会妥善地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我们的事业就大踏步前进；对世界认识错了，我们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很难处理好，我们的国内方针也会出问题，我们就会遇到挫折。

　　其次，揭开外交的神秘面纱。长期以来外交太神秘，老百姓不知道外交是什么。我这个搞了一辈子外交的人，把我所经历的外交，特别是一些有趣的故事奉献给大家，目的是希望更多的中国民众对外交有所了解。

　　21世纪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世纪，也是外国人大批来到中国的世纪。中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史无前例。1949年至1978年我国出国的人数加在一起不到28万，平均每年不到1万人。但是2014年我国出境人数超过了1.2亿。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规模如此之大，根本原因是中国与世界利益的融合。这就需要有更多的中国人懂得一点外交，懂得如何与世界打交道。（本文为《吴建民谈外交》自序节选）

　　外交官是“高危职业”

　　76岁的吴建民先生谈兴很浓，向记者回忆起一则“危险的往事”。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时，美国特派警察保护中国代表团，昼夜值班，24小时不间断，绝不允许受邀之外的人进入。一年后，临近尼克松访华时，有媒体透露风声表示，有人会对中国驻联合国人员下毒手。

　　没想到，就在警察眼皮子底下，惨案还是发生了。吴建民回忆，一天早晨，同事王锡昌迟迟未露面，酒店服务员拿钥匙打开门，发现门里铁链挂着，王锡昌仰卧在床，心脏停止了跳动。中方要求追查凶手，予以严惩，但美国方面调查了很久没能查出凶手，致成悬案。

　　吴建民说，在老百姓眼中，外交官多是西装革履，出入于非常体面的场合，其实平静下面有很多惊涛骇浪。“在我经历的无数场记者招待会中，很难说哪场是最硬的仗，因为每场都可能有尖锐的问题。”

　　1994年，美国时任国务卿访华，中方采取了很严格的安全措施。一些西方记者很反感，在新闻发布会上劈头就问：“你们紧张什么？你们怕政府垮台吗？”吴建民坦然回答：“我们中国人民没什么好怕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政府，经济以两位数字增长，还会垮台！”

　　随后两天里，这话传遍海内外。吴建民认为，正如朱镕基总理所说——对方的问题越尖锐，就越能激发你回答问题的灵感。

　　近距离感受国家领导人的外交风格

　　“观察一个人，远距离还是近距离看，印象可能不大一样。做翻译的好处是可以近距离观察。”吴建民说，做翻译的过程中，自己一边观察，一边被影响，为领导人做翻译的经历很值得回味。

　　1967年10月，吴建民给毛泽东做翻译。一天，毛泽东会见刚果（布）的总理努马扎莱，得知中国驻该国使馆的代办作风恶劣，对该国领导人颐指气使。毛泽东当即表示了歉意，并严厉批评了中国代办的大国主义做法。“毛主席对大国主义深恶痛绝，我终身难忘。”

　　“邓小平很有个性，不喜欢拖泥带水，会开到一定时候就说，好，今天就这样吧！”吴建民记得，一次中国代表团请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吃午饭，他当翻译。饭吃到最后，邓小平说：“今天的饭菜怎么样？没有虐待你们吧？”阿外长马上说：“没有，没有，非常好。”吴建民当时有点愣，很多年才知道，当时两国关系有裂痕，阿领导人抱怨中国不能满足其无限制的援助要求。

　　对于周恩来，吴建民说，总理很尊重他人，任何大难题到他那里都不是问题。1967年9月14日半夜，吴建民突然被叫醒，被告知周恩来马上要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需要他做口译。他知道，一定出大事了。原来中柬友协给柬方发去贺电，出现了类似“打倒各国反动派”的提法，西哈努克亲王要求撤回驻华使馆。

　　“外交部司长、副部长都去了，没用，最后周总理亲自会见张岗。”吴建民回忆，周恩来告诉对方，个别人的言语不代表中国政府，中方会绝对保证柬方安全。这场对话持续到夜里两点，周恩来坚持把对方送到车上。临别时，周恩来说：“你也许不会走。”最终，柬方没有撤离使馆。

　　他曾建议法国人多到武汉看看

　　吴建民在纽约工作过10年。一位警察局局长曾告诉他，纽约有200万无家可归的人，但没有一个是中国人。他说，这与中国文化有很深刻的渊源，“中国人吃苦耐劳，在异国他乡扎稳脚跟的能力很强”。

　　1998年至2003年，吴建民担任了5年中国驻法国大使。他认为，希拉克是最了解中国文化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一次，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马成元曾拿了一本中国青铜器大全给希拉克看，希拉克爱不释手，指着其中一件青铜器问，这是二里头二期还是三期？马成元大惊，因为根据他的经验，中国一些专家可能都没有希拉克了解得深入。

　　吴建民行走在异域他乡，最深切的感受还是华人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和眷念之情。他记得，一位在海外飘零的华人曾用法语向中国使馆提出请求，希望前去访问的国家领导人派老师去给当地华人子弟教授中文，“这对我触动很大”。

　　记者告诉他，现在武汉与法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很丰富、很频繁，正在推进的有“中法文化之春”等活动，而且正在建设中法生态城，吴建民感到很高兴。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在其任驻法大使期间，他就曾建议法国人多到武汉看看。

　　越是困难时候， 中国外交突破能力越强

　　读+：在新中国的外交官中，您认为自己是第几代？

　　吴建民：应该说，我算第三代。第一代是像周恩来总理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掌控全局的能力比较强，能够很好地掌握中国的利益是什么。第二代外交官是早年参加革命的一批知识分子。这—批外交官外文、中文都很好。他们一方面继承老一辈的经验，另—方面知识面很广。

　　我们这一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学培养出来的，受过正规教育。我们亲历了中国外交舞台从很狭窄到越来越大，这是很多老一代可能没有经历的。

　　读+：如今您会关注新一代的外交官吗？

　　吴建民：他们和我们这一代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的知识基础很厚实，学习的方式也与我们完全不同。他们能接触的信息宽得多，知识面广。他们现在可以直接接触整个世界，能敏锐地捕捉到世界的变化。

　　读+：您眼里的外交部文化是什么样子的？

　　吴建民：外交部总的来说要求遵守纪律，要像军队一样听命令服从规矩，这和外交工作的性质有关系。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长，要求外交人员成为“文装解放军”，有铁一样的严格纪律执行任务。

　　读+：在新中国，您印象中有过多少次特别的外交活跃时期？

　　吴建民：很多吧。非要进行大的分期的话，我觉得有三次。第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世界初步认可中国，直到周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我1983年从外交学会到外交部，强烈感到部领导非常希望外交干部多出新点子。第三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突破种种外交困境，做出了大量创新性的尝试，效果也很好。我感觉到，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特点，越是困难的时候，外交突破能力总是很强。

　　读+：中国现在是不是又到了开创外交新局面的大好时候？

　　吴建民：那是。中国现在面临新的外交局面。过去可以说，我们多少是在舞台的边缘，现在，一步步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在边上熟悉的问题和中心完全不一样。你可以注意到国家重要新闻，这些方面纵横捭阖，尤其今年大手笔不断。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世界总体是进步了

　　读+：从事了一辈子的外交，您认为一个国家办外交，最根本的作用是什么？

　　吴建民：外交说穿了就是交朋友。中国的崛起充满着艰难险阻。这有三个原因，一是，你起来，人家很怀疑，你说你合作共赢，他说历史上大国起来总是欺负别人。第二，别人会拿前苏联套中国，说不称霸不扩张，都是共产党领导怎么就不一样？第三，中国13亿人，块头这么大，这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一崛起就必定打破现实利益格局。

　　曾有法国人提醒我“小心别人联合起来对付你们”，这个危险还没有过去。外交官的本事就是化解各种担忧。

　　读+：您在世界行走这么多年，觉得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好了还是相反？

　　吴建民：这个世界总体是进步了。世界不进步，中国不可能发展。

　　中国人鸦片战争后何尝不想开放，一场洋务运动被甲午战争打没了，刚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也打没了。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割地赔款。现在谁敢这样做，就会遭到全世界的谴责唾弃，这就是世界的进步。

　　全球贸易有了基础，我们都按规则办，这也是进步。世界变好了，变好了很多。

　　【记者手记】

　　吴建民退休后跟上班时一样忙

　　2015年12月1日，北京大霾。一个美国人哈着寒气，钻进建国门外秀水街一家咖啡店，用流利的中文询问店员自己上次在这寄存的东西。放在50年前，这是吴建民无法想象的。

　　他的办公室距离这家咖啡店仅200米，会客厅挂着一幅法国人送他的摄影作品，作者是一位中国青年摄影师。这幅图后来被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看上，他没卖画，把这个青年介绍给了帮办。

　　人们常常说自己“阴差阳错”地走上了某个职业，获得了某种成功。但似乎每个人的命运际会里，总是有着一些铺垫，将人生指向某个方向。我想说的是吴建民的父亲——尽管他只是一个司机，但是当前缀加上外交部的雇员，你就能咀嚼到一些不同。

　　这种影响是隐性的，看着父亲在那个年代做吐司、把面包裹上鸡蛋放在油里煎，不知道在吴建民的童年记忆里留下了怎样的烙印。少为人所知的是，他小时被称作“二卡”，因为父亲先给大哥起了“卡尔”（car音译）的小名。

　　在新书开篇中，吴建民还提到过法国大使馆的狗。那是1947年春天，他才8岁，在南京知行小学上学，学校对面就是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后门。一次，同学们在室外做手工，使馆里的一个“大鼻子”把一条棕色大狼狗放了出来。那条狼狗扑向吴建民咬了一口。

　　51年后，吴建民任驻法大使，官邸里养着一条名叫罗伯尔的德国牧羊犬，样子和当年那条大使馆的大狼狗很像，但它忠诚地守卫着院子，绝不伤害无辜。

　　当吴建民从北京外国语法语系毕业时，正赶上亚非拉解放运动高涨。新成立的国家中，相当一部分讲法语，他很快被外交部录用。之后，他的每一个工作调动都与中国在世界地位的变迁息息相关。在采访中，他多次提到“艰难险阻”这个词，他说，中国能在世界站住脚跟，太不容易。

　　而在他的工作中，一次次面对刁钻近乎挑衅的问题，正是中国进步之难的反映。可能，很难有一个职业像外交一样如此洞悉国运。

　　吴建民的秘书说，大使现在退休了，却跟上班时一样忙，他依然做着“外交”工作，参加各种论坛、接受媒体采访、写书、发表文章。吴建民说，他始终想做一个世界的观察者、沟通者，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也让中国更了解世界。

责任编辑：张淳 SN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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