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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作者)左
published in(发表于) 2016/11/21 7:54:19
媒体：和周本顺一样“隐秘性腐败”的还有谁？

　　十八大以来，反腐已成燎原之势，用官方说法，已经达到“不想腐效应初步显现、反腐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形成”的程度。但这意味着没有腐败或者腐败很少了嘛？显然不是，今天（11月21日）中央纪委网站还刊文称“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发生，警示我们现在并非“天下太平”，政治警觉性须臾不可放松”。

　　腐败只是更隐蔽了。政知圈注意到，最近官媒频频发声，提醒贪腐方式正逐渐向隐秘性转变。“雅号”、“雅贿”已经是常规的隐秘性腐败方式，更有甚者，比如周本顺，“出个面站个台，什么都不用说，别人就知道这个人上面有人”。

　　这些腐败方式较之以往不易发现、缺乏监管、认定受贿金额也比较复杂。所以应该如何揪出这些“隐秘性腐败”？又该如何对其调查、定罪呢？

　　“隐秘性腐败”的表现形式

　　“隐秘性腐败”的最高形式应该算是周本顺的案例了，中央纪委专题片《永远在路上》透露了一个细节，周本顺说：“我出个面帮他站个台，一起吃饭，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别人就知道这个人上面有人，这个事都会办得通”。足显示出“隐秘性”腐败的“能量”。

　　还有一种腐败很隐蔽，因为当事人非常“聪明”，会将被查处的风险降到最低。萍乡市政协原主席晏德文插手的工程都是群众关注度较低的项目，不论是“合伙人”的人选还是范围都再三考量、缩小，同时坚持小钱不收、平头老百姓的钱不收、不信任人的钱不收，导致查处起来困难重重。

　　政知圈注意到，还有的隐蔽方式属“放长线钓大鱼”，在任时办事退休后收钱。湖北随州市政协原主席樊建国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有一个企业老板与其有20多年的交情。“我给这个老板帮了很多忙，他要感谢我时我跟他说，现在不缺钱，等我退休后你再给我花点、玩点。后来，他就把一张340万元的信用卡给了我。”

　　当然还有比较常规的“隐秘性反腐”，送文玩字画、送各种卡等等。

　　中央纪委2013年就专门出台过通知，要求纪检系统在职干部清退所有名目的会员卡。各类卡相对而言隐秘性都比较高，比如会员卡，一些行贿人不直接向官员赠送会所会员卡，而是将自己办理的会员卡借给官员使用，或者利用会员的身份在会所宴请官员，甚至进行赌博、嫖娼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违法行为；购物卡、加油卡不仅面额高，套现率也高；还有美容卡、健身卡等等，包括之后发展出来的“变种”——互联网礼品册，上面有账号和密码，送礼者先在网上下单，收礼者拿到礼品册后直接登录就可以填写地址送货上门，算是另一种形式的购物卡。

　　都谁因“隐秘性腐败”落马

　　政知圈前面提到的“雅贿”，因这种隐蔽性受贿方式落马的“老虎”也着实不少，可能他们也没想到，“爱好”也能成为压倒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

　　海南省原副省长谭力、江苏省常州市委原常委孙国建的违纪违法内容中都包括古玩、字画。谭力喜欢古玩、字画，送钱的人知道他办事一般不直接收钱，只接受“雅贿”；孙国建认定受贿金额共计80多万元，其中光字画的价值就达52万多元。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对玉器的喜爱曾被媒体广泛报道过，他爱玉成性，官员送上的好玉，他几乎都来者不拒。还有一些小众的，比如爱好奇石的、爱好兰花的，有了这些爱好，当然就少不了投其所好的行贿者，甚至有专门的掮客出现，专门帮助行贿者送奇石、送兰花。

　　还有著名的“摄影发烧友”、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秦玉海，他的照片还曾出现在北京地铁的广告栏内。他头顶“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称号，涉嫌接受当地企业、商家天价的摄影器材“赞助”。

　　还有一些官员卖自己的“作品”，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喜欢给别人题字，收取“润笔费”。这些看起来正常的交易，如果没有官员的职务、资源傍身，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出“润笔费”来购买。

　　大数据比对发现问题

　　政知圈发现，在警惕“隐秘性腐败”的社会呼吁下，对于这些传统的、新兴的“隐秘性腐败”方式，很多专家都给出了建设性意见。

　　比如对于“会员卡”背后可能的腐败，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曾表示，工商、税务等部门要加强对以会所为代表的高消费场所的监管，同时严格落实各类“会员卡”的购买、使用实名登记制度。

　　联合其他部门查处、打击“隐秘性腐败”似乎已成为有效的手段，《人民日报》最近也刊文称，从战术上讲，要以更先进的技术、更高明的手段给腐败分子剥掉“白手套”、破除“障眼法”。完全可以尝试甚至综合运用许多新的专业手段，比如大数据技术等。据报道，湖北省委巡视组去年巡视十堰郧县期间，将审计、国税、地税、财政、民政、信访等多个部门的数据拿来比对，不仅发现了的问题，还提高了查案的效率。郧西原县委书记的贪腐问题，就是在大数据的比对下现形。

　　对于“雅贿”的金额认定，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受贿所得按照受贿时的价格认定，而非现在涨价翻番后的价格认定。同样，如果现在的价位比购买时跌了，那也要按照受贿时的价格认定。因为受贿时的价格客观反映了受贿人当时的主观故意程度。

　　对于官员收礼，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守钧认为，应明确制定一定价格标准，超过一定数额，要么退回，要么就上交组织，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资料 | 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青年报 检察日报 北京晨报 经济参考报

　　校对 | 郑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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