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里奥在2017年的研究报告中，将美国民众从经济上划分为前40%（Top 40%）和后60%（Bottom 60%）两个人群。自1980年以来，美国实际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虽然基本持平，但前40%人群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后60%人群家庭平均收入的4倍。在后60%人群中，只有1/3能够将其收入储蓄起来（以现金或金融资产的方式）。也即，有40%的美国人都处于“月光族”的状态，无法存下任何收入。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的一项报告，1983-2013年这30年间，位于后33%美国人的实际财富均值事实上在下降，从11,400美元跌至9,300美元；位于中部46%人群的实际财富均值，在这30年间一直停滞不前（仅从94,300美元增加至96,500美元），而位于前部21%的人群，他们实际拥有的平均财富在这30年间翻了一番，从318,100美元上涨至639,400美元（戈登，2018）。

皮凯蒂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今天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70%，其中有一半为最富有的1%人群所拥有；在10%人群之下的中部4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大约25%（其中很大部分是房产），剩下50%的底部人群，只拥有全部资本的5%（皮凯蒂，2014）。如果再具体的话，今天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群，他们的收入70%来自资本；如果扩大到收入最高的1%人群来看，他们的收入有60%来自劳动收入，这主要是跨国公司高管、金融家和超级明星的劳动收入（索洛，2015）。而那些超级经理人，也即美国大公司的CEO薪酬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从1965年的20:1上升到2014年的300:1，从1978-2013年，美国CEO的薪酬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加了10.2%（赖克，2016）。

二、美国历史的成就与当下的问题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自1955年以来，一直到1980年代，美国传统生产性行业的大企业比重仍占Fortune 500的70%以上。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传统生产性行业的上升和顶峰时代，也是美国国内的平等时代，也正是“美国梦”影响全球的时代。1990年代是个分界线，此后“传统生产性行业”在大型企业中的比重开始持续下降，而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自1995年起，美国大型企业中属于“传统生产性行业”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并在此后20年维持在45%左右；而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则在此后分别维持在15%和20%左右。

上述数据同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的变化是完全匹配的。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比例在1953年达到30%的顶峰，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10%（戈登，2018）。从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去了哪里呢？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根本无法吸纳如此众多的就业人群，从199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的商超、零售、物流等服务行业，是制造业人群就业的归宿。从前述表格可以看到，自1995年起，商超、零售、物流大型企业开始占据美国Fortune 500大概10%左右的比重。但问题在于，对普通员工而言，这些服务业企业的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根本无法与前期的制造业企业相媲美，甚至很多服务业职位只是零工模式。沃尔玛的收银员无论怎样也难以享受到曾经大型工业企业带来的社会福利。美国劳工部在2015年12月8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无法扭转局面，那么未来10年美国增速最快的10大职业中，将有7个是不需要大学文凭的低收入职业（桑德斯，2018）。

因此，今天无论是美国的学界、政界还是舆论界，无论党派和政治观点如何，都已经认识到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是使美国中下层经济处于困境的关键因素所在。

三、德国的例外

但欧洲人并没有那么乐观。法国前总统萨科奇曾警告：“当我们停止建造火车、飞机、汽车和船舶”，法国将不再是伟大的国度。在其他发达国家主动或者被动的去工业化时，德国依然我行我素。当美国制造业占GDP份额降至13%、英国降至12%时，德国制造业占GDP的比例竟然高出近一倍，达到21%（莱曼，2018）。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在2019年2月5日发布的《德国工业战略2030》中，甚至明确提出战略目标，到2030年时，逐步将工业在德国和欧盟的增加值总额（GVA）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扩大到25%和20%。也许美国人无法理解或者已经故意忽视，同样作为发达国家，德国仍然在钢铁、铜、铝、设备和机械制造、汽车这些传统的、在美国已然衰退的生产性行业中占据着全球领先地位。不要忘记，德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要比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要强得多得多。

在今天美国部分政客和专家眼中，对中国的生产外包是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重要原因。但美国人似乎完全不知道，今天仅在中国江苏的一座小城太仓，就有280家德国企业和大约200个外包工厂。为什么德国能够承受外包和离岸的冲击，继续在制造业上保持竞争力，同时还能维持本土的工作岗位和薪酬福利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