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凭此，克林顿打败了携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得从经济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气。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

不过笔者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

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

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

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

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

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着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

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老人家。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

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

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

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

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

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

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

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

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

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

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

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

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

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

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

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

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

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

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

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这里不再附送相关链接。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

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

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员以为，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

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

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委员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

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

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

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

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

曾荫权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决策权，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

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

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前段时间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

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

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

香港居民则被这两派政客演戏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委员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

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

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

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

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委员说香港的未来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走这条路，也不接受中国政府带路。这是个死结。

附两篇文章，进一步参考

来源 | 九边（ertoumu893）

香港的崛起与衰落

香港是怎么回事，为啥这些年好像破事越来越多，其实吧，看完文章大家就明白了，破事多是表象，衰退才是本质。

首先得说说贸易的变迁，国家的崛起因素往往很多，而且一般时间跨度较大，我们以前讲过，一百年前的八国联军和现在的G8成员基本没变化，强国俱乐部的会员卡发放难度之高可见一斑。

不过城市的崛起却很容易，比如家里有矿，例如迪拜；或者地处贸易通道，比如纽约；再或者本身是军事重镇，比如北京。而香港的崛起，本身就是贸易通道变迁的结果。

我们现在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其实这么说不完全对，中国从汉朝开始就是世界工厂，把生产出来的东西从丝绸之路卖到西方，货物向西方流动，金银向东方流动，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820年，现在只是又回归了一直以来的地位。

像上图这样，物资从中国出发，每隔几百公里倒一次手，加一次价，然后一点一点跟接力似的就跑西方去了，顺便养活了中亚的买买提们，敦煌和君士坦丁堡那种贸易中转站繁华的不得了。此外还有我们熟知的热那亚和威尼斯，都是贸易节点，所以想不繁华都难。

但是1453年之后，这条线断了，因为慕斯林攻陷了君士坦丁堡，把索菲亚大教堂装修成了清真寺，而且占领了叙利亚，埃及等等，彻底堵死了陆上贸易路线，对东方物资加价十倍，西方一下子买不起一直在消费的丝绸瓷器以及印度的棉布了。

而且明朝当时为了贸易制裁北方的瓦剌和鞑靼两个蒙古帝国的残部，在北方修建了连绵不绝的要塞，大家知道，就叫“九边”，九边要塞修起来后，中国从北方出口的物资大幅减少。双管齐下，东西方贸易基本断绝了。

这个背景下，西方人开始搞地理大发现，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到达了印度，开拓了东印度航线，是这样的：

大家看到了吧，一开始贸易路线是走甘肃的河西走廊，现在调整了，开始从海上跟中国做买卖，最早就在广州。广州从唐朝开始就是贸易口岸，不过那时候都是波斯商人，后来到了明朝，欧洲商人也来了，一直在那里做买卖，一开始买卖丝绸瓷器，后来开始走私鸦片，随后就是我们熟知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之后，香港就被割让了。

这里有个问题，英国人怎么一眼就看上了香港了呢？难道是香港天生丽质人见人爱？

事实上英国人根本没看上香港。

英国人对香港很熟，很早就在香港囤货，鸦片战争前英国人不是走私鸦片嘛，当时就是把部分鸦片藏在香港，然后广州那边的走私犯用小船把鸦片接到广州城里。

英国人知道香港那地方山多平地少，对香港没啥好感，一眼看去就知道不靠谱，将来发展非常困难。

鸦片战争后期英国人选了一堆地方准备租借，包括但不仅限于台湾、海南、福州、厦门、舟山等等，但是大清一个都不给，后来英国舰队指挥官急眼了，随手占领了一个离英国舰队最近的一个岛屿，也就是香港，后来大清官员一看香港是个破渔村，就直接签约割让了。

不过占领香港并没有给当时的英军指挥官带来好运，当他上报英国政府，觉得自己拿下了香港岛，英国朝廷能够嘉奖的时候，英国国内很快就传来了免职令，免掉了这个指挥官，免职令上写着“让你去占舟山，你竟然占了个破香港，鸟不生蛋之地，一间房屋也建不成的破荒岛”，不过后来也就这样了，毕竟想要舟山大清无论如何也不给。

英国占了香港后，香港一直也不温不火，大家看地图就知道了：

当时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最大的口岸，处于完全开放的状态，除了广州之外，这种口岸还有四个，包括上海，“五口通商”嘛，香港的作用就是给广州当仓库，海外的大轮船到达广州的时候，广州海关仓库放不下，物资就先搁香港去，类似于一个buff，香港就这样一直混了一百来年，上边最多的东西就是各种货物和苦力。

香港初期的崛起，基本上都依赖中国的倒霉。这么说尽管听起来很恶俗，但是我们说完了，大家自然会有体会。

香港第一轮大发展，从一个破渔村变成了城市，就跟太平天国和西北回乱有关。

我们说，太平天国，西北回乱，下南洋，其实都是一回事，中国在清末掉到马尔萨斯陷阱里这件事的几个表象。

人口太多，资源不足，技术又没突破，所以社会自发地通过天灾人祸来降低人口，活不下去的农民到处流窜。

如果流民向内流窜，那就是太平天国；如果这股流民从广州福建跑到南洋去了，比如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这就是下南洋。

据史学家估计，在1850年左右，这几个地方有将近50万华裔，此后不断增加，这支孤悬海外的力量成了近代中国的一个大变量，多次对我国历史施加影响。

第二次大规模流民进入香港，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张爱玲他们都跑香港去了嘛，还写本一个书，好像叫《倾城之恋》。当然了，不止张爱玲，中国大陆当时一大堆人都跑香港去了，准备看看形势，如果形势不对继续跑。

第三次，也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次，是在1949年，淮海战役结束后，国军精锐中央军全部被埋在了淮河以北，国共内战的形势已经明了，除了少数资本家觉得长江防线能守得住，其他人都已经猜到了结局，引发了百万级别的大逃港，大量的地主，商人，国军军官向香港澳门台湾逃窜。

比如军统少将向前，流窜香港回不了大陆，就在香港搞起了黑社会生意，我们知道的“新义安”，就是这人的组织。

此外还有“14K”，一说就是由14个国军将军逃到香港后再接再厉搞起来的，里边的那个“K”就是国民党的英文“Kuomintang”的首字母。

当然了，黑社会有助于增进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但并不能让一个城市崛起，香港的崛起关键依赖两件事，一是从大陆带去的天量资金，二是大陆被封锁了，三是赶上了西方转移落后产能的机遇，这三条缺一不可。

天量资金这事好理解，逃港肯定得带钱逃嘛，裸逃风险可想而知。当时主要有三个逃亡方向，香港，台湾，澳门，你们感受下。

关键的问题是“封锁”，这又咋回事呢？

因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了，中国一方面为了防止美军踏上东北，另一方面也防止苏联来东北，果断跃境出击，把联军从清川江撵到了三八线，好处是全世界都重新认识了新中国，这也为多年以后美国“联华制苏”打下了基础，毛病是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了中国，要封锁死中国。

所以解放军打到香港边上的时候，毛主席果断阻止了进攻，因为中国要留一个口子跟西方打交道。从那以后，香港就成了个走私口岸。比如我们熟知的霍家，就是走私起家并做大。

这里有个问题，大家在香港肆无忌惮的走私？没人管了？

也不是，按理说香港归英国管，可是英国人自己贱兮兮地一直在试探，比如九兵团准备跨海作战进攻TW需要军舰，英国人第一时间上门，表示皇家海军卖的军舰质量可靠信誉上乘，而且包教包会，卖军舰送战斗机等等。后来通过巴基也没少往新中国倒腾物资，比如那个三叉戟，就是巴基从英国给弄来的。

也就是说，英国自己一直就在参与走私，他要是抓的话，得先抓他自己，在二十多年的封锁中，英国人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过分，一般不会管。而且就算没看过香港史的书，如果长期看港剧也知道，香港以前基本无法无天，英国对香港的态度一直都是“凑合着过得了，又不是不能过，要啥自行车”，香港的崛起跟什么民主法制没啥关系，60年代甚至一度说“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黑社会发起彪来敢去围警察局，我记得成龙说起过李连杰的经济人被打死的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下。总之，香港一直都是乱哄哄的，混乱而野蛮地生长。

现在主流经济学界认为，香港和新加坡那些年主要是吃这种“封锁红利”，一边搞走私贸易，一边又通过走私形成的资本来做合法贸易，只不过香港是个自由主义的堡垒，新加坡又是国家专治主义的楷模，他俩的做法基本是相反的，但是成绩却差不多，你们仔细感受下。不过那些年主要财富集中到了几个超级富豪手里，全港的变化并不大，真正的起飞是西方向第三世界转移低端制造业，亚洲四小龙接到了这一波行情。

香港现在给人的感觉是从事高端金融业，但是回到上世界60年代，香港一度跟台湾似的，大力发展那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家看看这张图：

从上图大家也可以看出，香港的两个大发展期，一是60年代，二是80年代中后期。

那时候逃港的人太多，劳动力不值钱嘛，而且香港富豪们前期在封锁期间积累了大批的财富，可以自己对自己投资。那种感觉就好像猪肉价要上涨，如果你之前攒了些钱，就可以花钱去买猪崽子搞投资。如果你没钱，就只能等着别人投资你。所以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都是攒了一点钱，然后买了缝纫机搞纺织，开始搞那些西方不想搞的东西。

等自己做出一些成绩，别人就会追加投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四小龙当中除了香港，其他三个都是专制体制下发展起来的。韩国当时还是军政府，台湾就不说了，两蒋父子，新加坡大家懂的，李家坡。所以大家不要听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举香港的例子，就觉得获得了真理，香港这种模式再全世界几乎仅此一例。全世界绝大部分小政府地区都乱的一逼，就跟索马里似的。

而且亚洲其实最像美国的，是菲律宾，它就是美国的干儿子，为啥现在还那个鸟样呢？主要就是前期没有攒到钱，后来有红利也没沾到，有点像有些人手里没钱，眼瞅着房价上涨也买不起错过了机会一样。

到了1978年，香港迎来了最大的一波红利，也就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了。

改革开放的这个时机特别好，因为到了70年代末，香港那边也出现了员工工资太高，以至于继续生产衣服等低端产业也不再赚钱，正在纠结之际，大陆开放了，于是香港资本家开始把大批厂子都搬到了珠三角。

我看网上很多人带着一群人强烈要求感谢香港人，说是香港投资大陆，才改变了大陆，进而把香港投资人说成了天使一样的人物。这个吧，是应该感谢，不过也不要太夸张了，有部分爱国企业家，但是绝大部分是为了赚钱才来的，就跟那时候香港货车司机喜欢去深圳包二奶一样，just good business，谈不上高尚的道德情操什么的，有些人吧，总是用力过猛。

而且刚刚开放那时候，天量的产品进出口都走的是香港，涉及海量的订单结算业务和金融业务，香港顺利从制造业转到了服务业。这个过程就是对应上图的那个1985年之后的大发展。

但是这种状态持续到中国加入WTO之后，整体形式慢慢起了变化。

因为中国不再只依靠一个香港了，我们刚才说到了，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要求大清搞“五口通商”，从那个时代起，上海就是远东最具潜力的核心城市，大家可以拿上海和纽约去对比，非常非常像。在“二战”前，上海就是远东最大的城市，远远超过东京。中国加入WTO之后，上海这只巨兽终于加入到了舞池，整个格局立刻就变了。

因为在中国加入WTO后，香港最大的两项业务，一是金融，二是港口贸易，都遭受到了内地的激烈竞争。

金融不多说，主要是上海，上海重回远东最大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这一趋势现在已经变得势不可挡，跟香港形成了激烈竞争，香港现在主要依赖的是一些上海没法操作的业务，也就是说，依旧在吃“大陆金融封锁”的红利，随着人民币的逐渐国际化，这部分红利也越来越少。

港口贸易直接遭到了中国境内的一堆口岸的竞争，比如深圳，广州，上海等等。大家看看这个图，可以看出这种比重在逐年下降：

这里就有个问题，其他三小龙是怎么面对这种冲击的？

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对大家冲击都很大，四小龙都在向中国转移落后产能，但是不一样的是，香港是自由港，直接转移完了。90年代时期还有一些香港品牌，是仅次于欧美货的玩意，到了这几年完全想不起来还有啥是香港做的。

台湾和韩国都学习的是日本模式，他们内部对这方面有严格的控制，转移可以，但是只能转移落后产能，而且必须得同步升级，所以在1990年之后，大家都在转，香港转的只剩下港口和金融了，台湾和韩国走了产业升级路线，去搞电子和半导体。比如三星和台湾的那个台积电。

新加坡不多说了，一直都是政府主导，看着那么个小国家，却是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以及制造业占比25%以上，制造业一直都是稳定器，尽管不如金融赚钱，但是衰退起来也很慢。而且新加坡地处要道，只要克拉地峡一天没打通，新加坡就可以吃马六甲海峡过路费到天荒地老。

通过我们前边的叙述，再看彭博社刚发布的香港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才0.5%，创下了历史新低，也就不奇怪了。事实上如果全球经济持续走低，香港的处境将会非常非常的尴尬。

而且事实上香港除了航线的变化，最大的问题还是他们的内因。

首先是那个饱受争议的房地产。

香港我去过好几次，说实话，我个人感觉香港普通人的居住环境连巴基斯坦都不如，我的一个朋友说，有点品位的人这辈子都不会去香港。究其原因，大家知道的，产业家族化。

我们刚才就提到了，英国人当初不愿意要香港，就是一眼就看出来了香港这地方平地太少，将来发展会受限。

不过英国人的想象力远远被他们所处的时代给限制了，他们哪能想得到，香港不仅平地少，而且有平地都不开发，原因在网上已经写得太多了，不外乎财阀们指使环保组织搞事。

此外你别看香港老百姓住的跟个猪窝似的，内心是很平静的。而且他们那个畸形的房地产绑架了太多的人，如果政府说像新加坡那样，搞点“组屋”降降房价，首先得接受来自有房阶级的第一波攻击。

我之前问过一个香港小伙伴，我说你们是怎么树立起这么歪的三观才会接受这么畸形的东西？

他说这个得深入到生活去体验，语言在这方面非常苍白，描述能力有限。他年轻时候痛恨高房价，觉得这是世界上最恶心的玩意。但是等到有一天买了一套三十几平米的房（香港用“呎”，也就是英尺，一平米大概是10平方英尺，香港一般一呎一万多），背上了巨大的房贷，内心深处竟然有了一丝的窃喜，还很欢乐。从那以后觉得房子就应该这么贵，“香港居，不容易”，而且就在买房那一瞬间，他也一样开始反感那些让房价下跌的政策，自己买了这么贵的房子，如果跌了，内心可不就跟日了吉娃娃似的。但是前几年卖了香港的房子，到深圳来住，住上了90多平的房子，又觉得前些年内心真变态，被虐待出来精神病了。

在这种模式下，香港普通老百姓一辈子基本就是给房地产商打工了，房地产商能不有钱嘛，香港四大家族，李嘉诚，郭德胜，李兆基，郑裕彤，都是地产商，奇怪吗？

而且香港说是一个自由城邦，其实是一个寡头结构，英国人统治殖民地一向的思路就是以当地精英来治理当地，香港也一样，香港的政治决策一直以来都受本地经济大佬们的左右。

而且香港的自由不是大家理解的那样，我们还是举一个房地产方面的例子。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便卖一块地都是10亿美元以上的成交价，所以能做成买卖的，全是跟英国大银行有关系的大佬们，小房地产商完全没法参与这个游戏。

香港战后有两个超级大亨，一个是包玉刚，另一个是李嘉诚，他俩都是“汇丰银行下的蛋”，也就是说，跟汇丰银行的深厚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让他俩有充沛的资金，去拿下那些基本稳赚的行业，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去看看，或者我们将来开新帖子讲。忘了谁说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关系。

所以有外国经济观察家说，香港到处都是卡特尔，香港的教父们都会优先控制房地产，港口，能源，水泥等等的准入门槛极高，但是会产生巨大现金流的行业，通过控制这些行业，就可以变成超级大亨，继而让别人没法参加游戏。此外香港的立法委和行政局也跟超级富豪们勾勾搭搭，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跟香港差不多的新加坡却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香港如果说是原教旨资本主义标本，那新加坡有点像个大国企，政府渗透到老百姓生活的日常，大家见过国企分宿舍吧，新加坡知道如果土地供应不足必然会导致房地产企业做大，最后整个新加坡给房地产打工，很早推出了组屋，缓解需求，大家有地方住，自然就没有那么离谱的买房需求，新加坡房地产一直是业界标杆。

不过新加坡的那些正常的商品房也贵的离谱，我去看过，我当时住酒店的那地方一百平米的房子基本没有700万人民币以下的，不过新加坡人不像香港人那样只有一个选择，买不起房也没必要硬去买。

说到这里，大家也就明白了，恶性高房价，导致绝大部分行业都没法生存，只剩下一些超高利润行业，而这些行业吸收劳动力又有限，尤其是金融，大家一说起金融就会说香港金融业比较繁华，问题是金融业本身对劳动人数需求并没有那么高，总不能整个香港都去做金融吧？

而且正是因为大家不能都去做金融，所以香港的行业收入差距不断被拉大，甚至金融行业内部，做高端金融服务的专业人士要比卖保险的收入高一个数量级，这也是为啥香港呈现出明显两种态势，一是中环的商业人士直接对标纽约华尔街，但是很多地方很多老百姓住在棺材房里。

而且香港又和大陆不一样，大陆你在北京混不下去可以去天津，天津混不下去可以驻马店，香港的话，你去哪？

说到这里也该收尾了，大家肯定有个疑问，说香港被博主说的好像要倒大霉了，到底还有救没？

其实这个我自然是没有发言权，不过吧，弗里德曼对这个问题有过描述，他说香港作为原教旨市场经济的标本，完美再现了自由竞争过度到“利益集团垄断”这个发展路径，现在终于进了死胡同，豪门把持了香港，走进了寡头制的坑，绝对的自由却发展到了不自由。现在唯一的套路，想办法打破这个死循环，调整收入结构和产业结构，走上良性道路等等。

不过说实话，他这段话正确的可以上中学政治书，只是相当于啥都没说，香港接下来怎么走，应该谁也不知道了。不过吧，眼前的闹剧才是开始，很多乱象，本质都是衰退，如果发生明显衰退，毫不夸张地说，能乱出新境界来。

中评社：长此以往，香港岂有宁日乎？

近期香港发生反《逃犯条例》示威游行，演变成暴力冲击政府和立法会的事件，震惊国人。各界在谴责暴行的同时，对事件之原因有诸多评论，相信香港政府亦有所反思。香港回归二十多年来，风波不断，几乎每隔两三年就会爆发较大规模的骚乱。这类事件的发生，不排除有外部势力煽动的外因，但应引起关注的，是香港社会内部的原因。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　

为香港社会来把脉，笔者以为，对政治环境的治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需要进行综合治理，既“治标”又“治本”，方能收釜底抽薪之功效。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基本的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了民心之所向。所谓“治本”，先要在社会经济状况上找“病因”。　

现今香港的社会经济状况，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空前加剧，社会中下层艰难，消费昂贵，囊中乏度日之资；房价奇贵，头上无遮雨之瓦。富豪愈富，傲然居世界之首；穷人愈穷，困顿无立锥之地。年轻人看不到创业和置业的希望，民怨沸腾，愤懑情绪日增；思变心切，抗争行动愈烈。此问题不解决，反对派自有可乘之机，登高一呼，顿起波澜。长此以往，香港岂有宁日乎？　

香港的贫富差距之大，有几组资料能说明其严重性。　

第一组数字是基尼系数。所谓“基尼系数”，为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发明，用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收入越公平；数值越高，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数低于0．2为收入绝对平均，0．3为收入相对合理，0．4为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0．5以上为收入差距悬殊。基尼系数若高于0．4，会造成社会不安定；若高于0．5，则十分危险。据资料显示，2017年香港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39，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高的，说明贫富两极分化已非常严重，极易造成社会动荡，危及政府的管治。

（香港基尼系数）

第二组数字是房价与收入之比。一般而言，平均房价收入比低于3倍，房价可以负担；大于5倍则不可负担。而香港平均房价居世界大城市之首，房价收入比高达数十倍乃至百倍，绝非普通工薪阶层所能负担。在弹丸之地居住了730多万人口，空间仄逼，市民之忍耐已达极限。更糟糕的，房价如脱缰野马，完全看不到下降的趋势，普通市民特别是年轻人的焦虑与绝望可想而知。　

第三组数字是贫困人口。据香港政府的数字，有137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全港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也就是说，每五个人中有一人为贫困人口。随着人口老龄化，此比例只会越来越高。　

香港的产业状况也加剧了贫富悬殊。在三大产业中，香港基本上没有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而第三产业对就业者的要求较高，大大限制了劳动人口的就业机会，蓝领阶层难以找到适合的工作，薪酬收入更加微薄。　

对于上述问题，香港政府似乎苦无良策，又碍于“自由经济”之美誉和“积极不干预”之陈规，不敢作为，等待“无形之手”来调节。殊不知，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从而引起垄断，乃是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香港奉行自由经济，其自由度在世界居首位，但也不能摆脱这一规律。近二十年来，香港的资本向金融寡头和地产寡头集中，竞争活力大减，是不争的事实。　

这些情况造成加剧贫富两极分化，目前不仅看不到解决的可能，反而日趋严重。好比一个巨大的炸弹，其爆炸能量不断增强，发生爆炸的概率和破坏力越来越大。这就是我们看到香港示威游行的规模逐年增大，发生次数越来越频密，暴力程度越来越激烈的原因。　

　　

可见，问题出在香港内部，其中既有产业结构的问题，也有社会“二次分配”的问题；不仅涉及社会福利政策，也涉及税收政策。　

“二次分配”问题由来已久，香港回归前业已存在。当时中方为实现香港平稳过渡，要求保持香港现有的制度和政策基本不变，其中包括社会福利政策和税收政策。那时中方对港英“大洒金钱”的福利主义很警惕，乃有担心“车毁人亡”之说，故而“二次分配”问题未能摆上日程。

在香港回归前夕，我们已经预测到，随着香港主权问题得到解决，民族矛盾相对下降，而香港内部之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将会相对上升。回归二十多年来的情况证明，这样的变化确已发生，特区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对“二次分配”做必要的调整，社会福利进一步向中下层倾斜，以此调整社会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减少不安定的因素。　

社会福利向社会中下层倾斜，政府手里要有钱。增加财政收入，必然涉及税收的政策。香港基本法规定实行低税政策，这一点得到了执行，根据2015年《福布斯》公布的税负痛苦指数，香港是四十三点五，是亚洲最低的。低税制在香港回归前后对稳定经济，稳住各种资本在港长期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低税制也存在一些问题。按营业利润征收的利得税，非有限公司的税率只有15％，有限公司的税率只有16．5％（据《2015年香港经济年鉴》）。薪俸税的递增税率最高不超过标准税率即应评税入息总额的15％。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利得税和薪俸税的税率普遍高达40％至50％。即便香港税率这么低，不少大财团仍可以钻法律的空子进行避税。　

低税政策表面上公平，但实际上对社会中下层有欠公平。同样的税率，在缴纳的实际税款上，大资本家占了相对大得多的便宜。而社会底层得到的微薄好处，与富豪得到的巨大利益不可同日而语。长此下去，势必拉大贫富差距。税赋过低，会减少政府应得的税收，影响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投入，以及对中低收入阶层的照顾。　

为了扶持香港经济，中央政府给了香港不少“大礼包”，提供了政策上的优惠和支持，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但由于税率问题，在做大的“蛋糕”中，社会底层能分到的不多，很难直接从中得到好处。而绝大部分好处，仍落入大资本家的腰包。　

利用税收的杠杆，对“二次分配”进行调整，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功经验。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稳定，社会矛盾缓和，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改革税制，按财富收入制定递增税率，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既然香港是资本主义，当然也不能违反资本主义的规律。香港的“低税政策”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利于经济起飞和财富积累。但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如果仍然不加区别地实行低税政策，那就必然会产生负面的作用。　

笔者不是主张改变香港的低税制，而是认为，在长期坚持低税政策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对税制做一些弹性的处理，比如调整利得税、薪俸税的递增税率。根据营业利润，实行利得税的递增税率；同时加大薪俸税的递增税率，以达到对个人财富适度“削峰”的目的。　

还比如，适当宽减中低层的入息税和间接税，特别是涉及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税种，以减轻中下层及丧失工作能力者的负担。　

又比如，香港本地制造业早已转移出去，作为主要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和旅游主要靠外部流入的资金支撑。而香港投资者的大部分利润收益来自香港以外地区，如果其获利者为港人身份，也应当适当征税。对在港经营活动的离岸公司，其经营、收入和税收也应当接受香港政府的监管。　

政府通过调整税率而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增加社会福利，填海造地，增建公屋和廉住房，解决紧迫的民生问题，加大对中低收入阶层和非就业人口的救助。　

以上改革并非“杀富济贫”，而是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需要，作必要的政策调整。香港基本法一百零八规定，香港特区可以“参照原在香港实行的低税政策，自行立法规定税种、税率、税收宽免和其他税务事项。”因此，上述做法并不违反香港基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