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丢掉幻想，做好更坏的打算！

The author:(作者)delv
published in(发表于) 8/25/2021 5:53:18 AM
中国要丢掉幻想，做好更坏的打算！

虽然事态发展已经超出不少人的预期，但我想我们恐怕还要做更坏的打算。

许多人曾以为，拜登这个看起来履历光鲜的美国新总统上台后，应该不会像特朗普一样疯狂，宁愿“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也要对付中国。

然而现实却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拜登刚上任，“美国历史上最大胆、最全面的反中立法”《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就》就出台了。

许多人还以为，疫苗一出，疫情压力大大减轻，世界经济还会再次振兴，然而病毒的变异跟局势的动荡一样诡谲。

复杂变换的环境中，中国该如何顶住内外部的压力，继续前行？

以下是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的分析，内容十分重磅，Enjoy!

时局依旧在震荡，避免误判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放弃幻想。对于中国来说，当下必须放弃两个幻想！

直到现在，还有人在问：特朗普下台了，拜登上台是不是对中国就好了？

我的观点很明确，有的领域可能会改善一点，但有些领域的危机反而会加深。

最明显的一点，拜登政府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打压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在相关操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该委员会的国家安全专项小组正在对美国的初创公司进行严密的监控和审查，以寻找它们与中国有关投资方的任何关系，尤其是涉及敏感技术的。

同时拜登是一个传统的美国民主精英，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就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提出来的，相应拜登对战争的兴趣也大于特朗普。

因此，拜登入主白宫，会继续在南海、中国台湾等问题上借机挑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还会重打民主党先前惯用的牌，在新疆、西藏等领域挑战中国，前段时间的新疆棉事件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当初特朗普刚上台时强调的是美国优先，但因为内政有太多的制约，特朗普在内政领域出不了政绩，所以他将重点转向外交，尤其是中美关系。所以中美关系实际上是美国内政的一个牺牲品。

事实上，美国总统往往是在内政上做不了什么事情的，拜登又是一个非常弱势的总统，所以他入主白宫后，中国还是要持续关注中美危机。

随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越来越甚，它会千方百计地打压中国。不管美国谁当政，中国在这方面都不应当有任何幻想。

一方面，中美之间的新冷战早已不是可能发生与否的问题，而是已经进入一个从不明朗走向明朗、从局部走向全面的过程。

此前美国的对华政策表现为“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美国做不到的”。中美关系因此陷入了一种“自由落体”状态，但仍然不见底。

这属于特朗普政府的“遗产”之一，他们致力于中美全方位的脱钩，已经对中国和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现在拜登入主白宫，也很难快速改变中美关系恶化的这种大趋势。不仅如此，在民主、人权、意识形态等方面，还有继续恶化的可能。

另一方面，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看，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对世界各国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很多国家还在“自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对世界经济还抱有幻想。

从开放的性质来看，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一次开放为被迫开放，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开放是主动开放，而现在的第三次开放不仅是一场中国主动的开放，而且是诸多领域的单边开放。

什么叫单边开放？就是不管你开不开放，我都开放。中国历史上，朝贡体制其实就是一种“单边开放”体制，从整体看，它维持了东亚世界上千年的稳定，堪称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奇迹。

目前来看，美国虽然对中国施加了不小的压力，但他们内部存在诸多的矛盾。

美国社会自内战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分化，这也是特朗普的“遗产”。眼下美国从方方面面来看，阶级的分化、种族的分化、地域的分化等，都是史无前例的。

但“特朗普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美国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变化导致的。所以，这不是任何人能解决的，也不是拜登能解决的，要花好几代美国人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这也决定了，在一段时间内，美国内部都存在着几股不同的力量，相互制衡影响着中美关系的走向。

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美国建制派和军方倾向于跟中国脱钩，但华尔街不想。

华尔街之所以支持向中国施压，是希望中国更大程度地开放，让他们赚钱。我和美国驻华商会交流，没有一个企业想离开或自愿离开中国，并且从历史上看，是白宫听华尔街的，而不是华尔街听白宫的。

所以只要美国还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只要中国保持开放，在中国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中产人群还在迅速扩大的前提下，美国资本是不会放弃中国市场的。反之，如果中国选择封闭，那么美国所有的既得利益群体才会真的团结起来对付中国。

此外，技术作为中美竞争的一个关键阵地，其进步的本质就是开放，不开放，技术会落后。从历史上看，哪一个国家更开放，哪一个国家进步就更快。国家封闭起来，即使本来最强大，也会衰落。

所以，尽管绝对脱钩不可能，中美的相对脱钩却难以避免。尤其在技术领域，中美之间的依存度会减弱，但这并非坏事。过去很多中国人幻想能一直依靠美国的技术，没有危机感，现在相对脱钩一点，才会激发自主研发的意识，做出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东西来。

除了自身对中国施压，美国现在还想要组建“世界队”，领着其他国家一起跟中国脱钩。面对这样的行动，我们还是要明白一个关键点：美国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能改变资本的本性。

他们或许可以限制资本的流动和流向，但要实现真正有效的封闭政策却很难。

中国现在是一个拥有4亿中产市场的经济体，2021年1月24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取代了美国数十年来第一的位置，成为2020年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国，吸引了163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在疫情带来的全球经济震荡和不确定性下，中国市场成为全球经济的“压舱石”，也是诸多跨国企业2020年业绩增长的主要市场。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坚定开放，日本会跟着美国跑吗？欧洲那么多国家会跟着美国跑吗？

就能力来说，中国其实已经强大到实行单边开放的时候了。经过40多年的磨炼，中国积累了足够的物质财富和经验来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美国（西方）所施加的外部压力。

而且中国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其实不是单边开放，而是互相开放。非洲向中国开放，中国也向非洲开放，其他亚洲国家也是一样。

当下，中国坚持开放来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是为了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或区域秩序，因为一直以来中国所提倡和努力的都是改革和补充，无疑在现存世界秩序中引入颠覆性因素。

现存体系为西方所确立和把持，但新兴国家崛起之后，他们的利益和代表权没有反映出来，造成了世界体系运作不良。共建“一带一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显示，中国发展到今天，已具备对国际秩序和区域秩序做出制度性补充的能力。

从前，西方把自己制定的规则强加给其他国家，现在，中国在制定规则时更加重视国际合作，特别是和非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正是因为中国要避免美国过去使用世界经济领导权时犯的错误，着眼于长远的利益。

在这方面，中国完全可以向世界发出令人信服的宣言，因为中国过去就是美国（西方）单边规则的受害者。

今天中国的开放，其中一个应有之意便是更加开放的规则体系，呈现出更多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欢迎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加入进来。

总的来看，单边开放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中国面临恶性国际竞争和围堵的情况下，通过开放来分化其内部并非铁板一块的西方世界。在操作层面，有两条开放的路径可供参考：

美国俄勒冈州中国理事会主席蓝进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地方和民间交往主体多元，具有资源广、接地气的特点，特别有助于筑牢友好互信的民意基础”。

比如，之前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强对中国的贸易战、与中国在各领域脱钩的时候，包括加州在内的地方政府其实在不断加大与中国的合作。

中国许多发达的地市级单位，在对外开放上拥有移民的亲缘优势、产业的对接优势，特别是闽浙粤沿海地区的城市，它们的开放需求更为迫切，也更具地方特色，可以鼓励这些地方开展更接地气、更贴近民众的开放和交流。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进一步增长，社会利益多元性的进一步增加，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对于开放的需求也更加各异。

与此同时，各个社会群体在利益诉求上抱团开展对外交流和往来的力量也在增强。

由社会层面开展的对外开放，要远比政府层面的需求更为精准，效果更加显著，可以构建更丰富的开放网络，形成更多的开放节点。

同样，正如上文所述，西方的大企业和华尔街的资本家，并没有放弃中国的市场；相反，他们看好中国庞大的市场和稳定的商业环境，正大举加仓中国资产。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编制的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显示，在贸易、科技和资本三个重点维度上，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相对有所降低；相反，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却相对有所上升。这些也显示中国接下来社会层面的开放和交流是具备基础和条件的。

而在坚持开放，顶住国际形势上的压力的同时，基于对世界经济的理性判断，中国下一步的建设则会转向内部建设。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来自内需，中国的内需市场必须首先做大。

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了，需要放弃的第二个幻想就是不要再对世界经济抱有幻想，除了受疫情影响带来的经济下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当今的世界正在经历着一个超级民族主义崛起的过程，这与上一个阶段是完全不同的。

上一阶段指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8年全球危机这段时间，世界经历了一波超级全球化。超级全球化带动了资本、技术和人才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从而为各国带来了强劲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动力。

如今贸易保护、经济民族主义、反移民层出不穷，都昭示着超级民族主义的抬头，尽管已经不存在美苏冷战时代那样的一个整体的“西方”，中国也有能力通过单边开放化解美国把世界“两极化”的努力，但经济上国际大循环的动力明显减弱，已经远不如超级全球化时代了。

这时候，我们要看到，中国国内大循环动能正在日益增强，具体有几个点：

1. 中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以及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

2. 中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即企业）、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以及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

3. 中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

所有这些都显示着国内需求潜力巨大，而中国要做的，就是把所有这些要素的作用都充分发挥出来，把潜力转化成实际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动力。

在我看来，还是要让更多低收入人群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的消费潜力才会完全释放出来。

前面提到，中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目前这样的市场规模能否支撑消费拉动经济呢？

对于14亿人口而言，4亿中等收入人群在量上相当于美国人口的全部，但在比例上只占30%，其实并不高。

我们可以观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以后，不到30年时间，中等收入人群比例达到60%，甚至70%。所以说，在今年这样的世界形势下，中国提出“提振内需”，就要建立消费社会，这需要比例更高的中等收入人群。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让近8亿人口摆脱绝对贫困，这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成绩斐然，是真正下了大功夫的。

接下来，帮助低收入人群避免返贫的同时，更多的注意力也将投向软基建。

什么是软基建？社会建设都是软基建。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可以和硬基建结合来理解。

公路、桥梁、体育馆等为硬基建，是比较容易规划的，难的是软基建，也就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

中国许多地区的硬基建甚至比西方国家还要先进，在这些地方，其实已经没必要重复之前大规模的基建了。接下来需要发力的，是用软基建来培育、壮大和巩固中国的中产阶级，毕竟目前来看，中国中产阶级的脆弱是难以否认的。

中国的独生子女一代已经逐渐成长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但住房、教育、医疗等问题不解决，当前的消费主体就还很脆弱，潜力也得不到充分释放。

这方面，相比于美欧发达国家，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更值得学习。它们吸取了美欧近代以来的教训，主动推进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建设，培养有益于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从而避免重蹈欧洲经历长期社会暴力和战争的覆辙。

比如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新加坡的“居者有其屋”公共住房政策，都用适合自己的方式扩大了中产阶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启动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该计划完成时，日本已相继超越法德等欧洲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该计划不是没有副作用，但是它的确改善了日本的经济结构，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最重要的是打造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有利于日本社会长期平稳。

中国经济在发展，但创新不够。中国的创新主要在管理、运用等商业模式上，技术上的原创还远远不够。没有原创，就只能进行依附型增长。

华为是中国领先的IT企业，但美国一断供，还是面临这么大的困境。因此，中国要从应用大国更快成为原创大国。

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创新也离不开庞大的中产阶层。日本成为科技强国和创新大国的过程，几乎同步伴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地狭人多的新加坡能实现经济和科技起飞，与合理解决住房问题也不无关系。

创新需要冒险，也需要制度性保障。对于缺少冒险文化的国家来说，更需要社会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福利保障体系，让人们为生计耗费的心力投入到创新创业中。

然而，公共福利不是资本发展本身的逻辑，而是社会改革的产物。要强调的是，经济转型中尤其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中国经济腾飞至今，农民贡献巨大。在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要通过“软基建”更好地回馈农民，让他们也能更多地进入中产阶层。

不管是对外单边开放还是对内扩大内需，在当下动荡的时局中，需要中国做的事情确实很多很多，但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一个字越是要好好强调——稳。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量财富，作为全球化引领者和技术创新中心的西方经历了普遍繁荣。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创造的财富落入了极少数人的口袋，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失去了一个健康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公平，这样一系列的内部问题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崛起。

当政治任务决意把内部危机外部化时，内部强硬派纷纷抬头，国家间的冲突不再局限在单纯的贸易领域，而向其他领域扩展。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个词语一直被提起——“金德尔伯格陷阱”。

这个理论最初由美国著名世界经济史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提出，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灾难，起源于美国尽管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却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没有像英国一样承担起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结果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

2017年1月，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欧洲新闻网发表的文章里又一次提出了“金德尔伯格陷阱理论”，引起学术界和媒体的关注。他在文章中以此告诫美国人：中国崛起以后的动向可能不是“示强”，而是“示弱”，即不愿承担美国无力负责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的险境。

而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然在提供着当今国际秩序所必需的国际公共产品，足以体现中国自觉担当，尽力避免“金德尔伯格陷阱”的诚意。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这样做，既非“另起炉灶”，也非像从前和现存其他大国那样，构建针对他国的“团团伙伙”，中国无意在现存世界秩序中引入颠覆性因素。

新中国是在反抗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历程中建立起来的。中国领导人在追求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同时坚称“永不称霸”，不相信“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全球化现实的反映，更体现了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价值观。

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内部矛盾外部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凭借其国际话语权优势“妖魔化”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

好在，世界体系运作的实践逻辑不会因此而改变，内部矛盾外部化解决不了西方的内部问题，一个崛起了的中国更不会被美国和西方随意摆布。

目前，世界最大的担忧恐怕就是“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但从现实来说，中国和美国（西方）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没有一个国家会放弃中国市场。不与自己的利益作对，这是西方过去的信仰，也是今天的信仰。

纵然气氛看起来剑拔弩张，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的立场没有变过，在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件事上，中国一直在稳扎稳打。

因为，一个稳定的中国是这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的最大稳定源。今天如此，今后很长历史时间里，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