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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作者)aaapublished in(发表于) 2013/12/18 9:34:36 上海国资改革路线出炉：带动国企改革，去官化，-国企-国资改革
上海国资改革路线出炉
该市将以管理国有资本为主，减少行政性干预。但多年存在的多重产业门类和控制关系将考验改革的耐力。
本报记者 刘东 胡欣欣 上海报道
12月17日上午，上海市深化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工作会议在世博中心召开，这意味着，上海新一轮的国资改革正式拉开帷幕。
会上，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公布，同时，上海市政府还发布了法人治理结构以及企业领导人任期制的管理办法两个配套文件，作为《意见》的辅助。
接近上海国资委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针对《意见》，上海还将发布四个配套文件，形成一个组合。
上海市委决定，要加强对国企改革的组织领导。上海市副市长周波任领导小组组长，并初步考虑把国资改革、国企发展，列为市委明年重点督查的工作。
与此前上海国资委提交给上海市委审议的方案相比，此次正式公布的方案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增加了“严格规范国有企业人员职务待遇、职务消费和业务消费”的表述。
上海市市长杨雄提到，今后三到五年，上海新一轮的国资国企改革，就是要以深化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为核心，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重要途径，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
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
和以往主要针对国企进行监管不同，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成为此轮国资系统改革的主要监管方式。
此次《意见》中，将国企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和社会服务类三类进行监管，对此，上海市市委书记韩正认为，尽管实施分类监管，但资本运作必须统一平台，上海将根据企业内外部的条件稳妥实施，成熟一个推进一个，并不是一下全部推出。
实际上，上海国资系统监管方面的问题，上海市主要领导方面并非没有认识。
在此次会议上，韩正表示，上海国资国企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就目前而言，上海市的整体活力不够，且运用股权激励，增量奖励以及各种市场化的办法不多。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
此外，目前上海市的国企中存在差别较大的情况，好的国企可以发展很好，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企业经济效益不好。国资系统在战略性产业、新兴产业占比，投资、引导、规模总体上偏小，溢出效应不明显，“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就必须切实解决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
“国有企业整个队伍中间缺少一大批具有全球战略思维，在国际、国内有重要影响力的企业家，数量远远不够”，韩正说。
韩正和杨雄都认为，对于国资系统的监管，要从以前的对国企的监管，转变为对资本的监管，这是核心所在。
因此，上海今后在国资监管方面主要履行出资人的职责，核心是以管资本为主，更加注重战略管理、目标管理以及长远管理。最大限度减少对国企投资经营活动的干扰。
韩正特别强调，要从过去以管国企为主，向真正以出资人的角色管理国有资本为主。特别是针对竞争类国企，市委决定，就只管三个岗位：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其他都要放开，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政府不能干预。这就是以国资深化改革来带动国企改革的核心。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即使只对三个岗位进行监管，也需要厘清他们和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并针对不同的企业设立不同的管理指标。
国企“去官化”
与《意见》同时出炉的是关于企业领导人的两个配套政策，其中包括完善市管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强企业领导人员分类管理，和市管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制管理的有关内容。
其中，与企业的分类管理相匹配的是，针对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根据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的特点，分别采用不同的企业领导人管理方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得的文件显示，竞争类国企的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和监事会主席由市委管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由市国资委党委管理；经理班子副职成员逐步由董事会聘任和解聘。重要骨干企业副职领导人员任免前报市委备案。
韩正称，有些企业总经理也要引入市场化选聘，“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政府不能干预”。
而上海市委对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国企的人事管理则较为严格，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和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经理班子成员，原则上由市委管理。
除了在人事任免方面的放权，在激励机制方面也有分类考核的变化。对竞争类企业领导人将注重其中长效激励。按照管理办法，竞争力企业领导人的薪酬主要由基薪、绩效薪和中长期激励组成。
“不能只是对着报表、表格，看数字去评判企业和企业家，因为有很多急功近利的决策，当年的报表可以看出；立足长远的决策(影响)当年的报表不好看，甚至为了长远还要牺牲今天的利益。”韩正认为，上海应该建立有利于改革创新的容错机制，“否则敢于创新的企业家在上海市冒不出。”
建国资流动平台
在上述接近上海国资委人士看来，上海的国资实际上非常成熟，这也是上海的一大特点，上海主要是国资和外资，民资则相对较弱。
针对国资的资源配置作用，《意见》提出，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国资流动平台，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推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开放性市场化重组整合，实现“资源、资产、资本、资金”的良性循环，为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服务民生等提供有力的支撑。
杨雄认为，完善的国资平台运营机制，将使平台成为国有股权流动、国企兼并重组的主渠道，成为资源、资产、资本、资金良性循环的重要枢纽。
《意见》提出，国资委系统80%的国资集中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与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和优势产业。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有一定基础和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国资的重点发展方向。
“开始研究提出80%，下了下决心，要在80%以上。现在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在此次会议上，韩正进一步提高了目标。
在国资布局改变以及“去官化”思路的影响下，上海国资系统已经进行了一系列人事大调整，包括光明食品、联华超市在内的国企都已进行人事调整。上周，兰生集团和东浩集团也实施联合重组。12月16日，上海国资旗下的上海梅林则发布公告，向包括公司高管在内的114名员工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公司拟授予激励对象725.4万股限制性股票。
上述消息人士则评价称，上海的主要作用体现在“平台”上，有各式各样的平台，比如自贸区，其实也是一个平台，有了各种功能性平台，才有了今天上海的发展。
张晖明则认为，如果一两年以后上海国资国企活力大大增强，出现一些有竞争力、有代表性的国企，那么政策才算是行之有效的。
国资改革关键：以资管国企为先
加强国资运营平台设立，推动国有资产证券化，是积极取向
本报评论员 刘晓忠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14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各界开始识辨明年改革重新起航的破局点。这其中国资改革可看作是具备改革先行的一大领域。近日上海和广东等相继启动地方国资改革，尤其是12月17日上海国资改革方案出炉，更锚定了国资改革的先行基调。
当前国资改革紧迫性自不待言。自2008年以来，承担了保增长重任的国企，在过去6年左右时间内，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展，负债率急速攀升，使包括央企在内的诸多国企，相继陷入“债务紧缩”泥潭。因而，通过改革避免部分国企“僵尸化”已为当务之急。
梳理过往国企改革历经，不难发现国企改革尽管存在反复改革特征，但各界对国企症结的认知深度不断层进，改革思路愈发眉张目开。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以资本监管为主的思维，既是对过去围绕国企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接近问题核心的航向调整。
如何贯彻以资本监管为主的国资改革？这需一个时间磨合过程。如新近上海和广东等穿透出的改革思路，尽管都以国资而非国企定义改革取向，但不论是成立国资运作平台，还是对国企进行公益性、功能性和竞争性分类监管等，都反映出围绕国企进行改革的路径依赖。
而这种围绕国企的改革之所以历经反复，根因就是国有资产的产权虚置，使国企未能真正有效配生出内生激励相容机制，导致规制委托代理风险的成本过高。如推行的外部董事制度，就因并未内生出激励相容效应而事倍功半。又如近年来明确国企主要集中于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和新兴行业，也因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和新兴产业是个随技术变革不断变化的动态概念，很难有效量化，最终战略投资不战略，新兴投资不新兴，并被国企投资多元化和国进民退所冲淡。
因此，贯彻以资本监管为主的国资改革，就要淡化国企依赖，推进混合所有制，使国有资本运营和监管变得如基金公司管理资产一样便捷。这样做：一则打通了国企管理层与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双轨边界，让职业经理人基于市场秩序和企业运营规律进行企业管理，消除国企与私企的差异，使国企真正变成市场主体；一则国资监管者的工作定位为评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成效，彻底规避国企如何嫁接现代企业制度，控制代理风险的企业机制设计问题，摆脱对企业日常运营的管理。此外，国资收益上缴变得清晰而可量化，即国资收益完全可通过能量化的国有资本收益率曲线反映出来，而国资收益上缴既可通过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分红满足，也可通过出售股权等实现，使国资收益上缴变成一个主动的选择过程。
当然，要贯彻以资本监管而非国企改制为主的国资改革新思路，前置条件是推进国有资产证券化，以实行国资管理的标准化。这不是难点，目前IPO新政下存量发行开闸，优先股试点，新三板等场外资本市场建设等，都为国有资产提供多元化的标准化品种和通道，使国有资本有效地嫁接各类市场的撮合交易功能，发挥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让市场对国有资本进行市场化定价，进而缓解国有资本推出背后的流失之嫌。当然，这需要构建集体诉讼、辩方举证和和解制度等市场自律自治机制，护航市场秩序的程序正义。
由此可见，当前上海、广东等国资改革都提出加强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的设立，并推动国有资产证券化等，无疑是对接国资管理的一个积极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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